中國應試教育，是怎樣愈演愈烈的？

    全國兩會期間，108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提交了《關于落實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為中小學生松綁減負的提案》。這樣的提案，讓社會輿論更感到減負的無力感。因為給中小學生減負，已經提了20年了，199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指出：“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已成為推行素質教育中刻不容緩的問題。要切實認真加以解決。”可是，伴隨著減負聲，基礎教育階段的應試教育卻愈演愈烈。
    為什么出臺了那么多減負措施，可減負效果卻不佳，應試教育傾向更嚴重？最根本的原因是，所有減負措施基本都只“治標”，而不“治本”，甚至在“本”方面，在進一步強化。其中，教育資源等級化配置，尤為突出。
    不少70后感慨，為何80年代、90年代的高考升學率不高，也是采取一樣的高考錄取制度（按高考總分錄取），但當時的基礎教育，卻沒有那么嚴重的應試傾向，反而在高考錄取率平均超過8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1.6％，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89.5％時，應試教育傾向更嚴重，學生負擔更重。
    在20多年前提出減負時，就有一些教育人士指出，隨著高等教育資源日益豐富，高考錄取率提高，學生的升學壓力會逐漸減少，基礎教育會重視學生的素質教育。當前，也有一些人分析學生升學壓力大的主要原因，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不足。他們的邏輯是一樣的，把學生升學壓力大歸于教育資源不豐富、不充分。可問題是，什么是優質教育資源？學生和學生家長心中的優質概念是什么？如果只有排在前5％或者前10％的學校是優質學校，那么，不管怎么豐富高等教育資源，“優質”的，永遠只有5％、10％，升學競爭和壓力將不可能減少。
    回顧過去20年的教育發展，高等教育隨985、211工程的實施，進一步等級化，制造“清北崇拜”，以及各地為打造升學政績而舉辦超級高中，出現“超級高中神話”，是應試教育加劇的直接推手。
    一位重點高中校長告訴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學生只要考上大專院校，也算學校的升學率，而到了本世紀初，2005年時，就只看本科率了，到2010年，本科率也不看了，要看一本率，近年來，一本率也非重點評價指標，而主要看考上北大清華的人數，所謂“清北率”。有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直接給高中學校下達考北大、清華的指標，如果完不成指標，就將扣發獎金，甚至免除校長職務。
    用升學率評價辦學，本就是背離政府發展教育的職責的。一個國家的教育，有普通教育、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只有平等發展，才可能給受教育者創造更多的教育選擇。如果對初中學校辦學，用普高率評價辦學質量，這不是自我矮化、否定中職教育嗎?如果對高中學校辦學，用本科率評價辦學質量，不是使高職教育“低人一等”嗎？而進一步用“清北率”、一本率評價學校辦學，則把大學分為三六九等。這樣發展教育，必定走入死胡同。
    但這種發展教育的思維卻很頑固。之所以要把學校分為三六九等，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對學校進行行政評價，強化行政權力。從依法治教角度說，政府部門的教育職責是，依法保障對教育的投入，依法監督學校依法辦學，至于學校如何辦，這屬于學校的自主權，辦得如何，則應該由專業機構進行專業評價，以及由社會評價。但行政部門不愿意把辦學自主權交給學校，也不愿意把評價權交給專業機構，于是推進行政治校與行政評價，其結果就是行政評價把學校分為不同的等級。
    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實施的985工程，其目的是為了加快建設一流大學，但是，入選985工程，就變為學校的身份，加上部分985高校校長的級別提升為副部長級，這讓大學的等級更加細化，也加劇社會的“名校情結”。上985高校，成為很多學生和家長的追求。針對985工程實施出現的身份固化、競爭缺失問題，我國于2017年全面啟動“雙一流”建設，其初衷是克服985工程建設的弊端，重視建設，而非給學校一個身份，但是，入選“雙一流”建設名單，又變為了學校新的身份，有多少學生考進“雙一流”大學，也變為評價高中辦學的新指標。
    二是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時代繼續堅持精英教育模式。我國高等教育在2002年進入大眾化時代，在2019年進入普及化時代，高等教育快速地從大眾化時代進入普及化時代，要求教育觀念從精英化轉向普及化，不能再以精英教育模式發展教育。但是，總體而言，我國的教育觀，還停留在精英教育時代。
    在基礎教育階段，表現最為典型的就是所有學校采取升學教育模式開展教育，即以升學為目標組織教學。這在城市地區，造成學生學業負擔重，同時并沒有接受完整的基礎教育（非中高考科目的教育教學被邊緣化），而在農村地區，在“高考改變命運”的口號下，反而出現新的讀書無用論，一些成績不好的學生，覺得考好大學無望，于是不讀高中，進而在初中就輟學外出打工。2019年，我國的義務教育鞏固率為94.8％，意味著還有5.2％的學生沒有完成義務教育。
     升學教育模式中的超級高中則把應試教育做到了極致。在我看來，幾乎所有超級高中，都是地方政府縱容學校違規大規模招生、辦學的結果，按照教育部的規定，一所高中的規模為每個年級最多20個班1000人，三個年級3000人，但有的超級高中規模超過萬人。國家已經明確要求高中學校在規定區域招生，可不少超級高中卻擁有跨地區招生特權，或者在地方政府的默許、縱容下，采取公辦民辦不分模式辦學。
    超級高中帶動了整個省的升學競爭，也惡化地方教育生態，影響推進義務教育均衡。我國《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得設立重點學校、重點班，但是，各地實際上還存在變相的重點校、名校，原因是，面向所有學生的均衡義務教育，不如集中優質資源打造重點學校出升學政績。
    毫無疑問，如果繼續實行教育的等級化管理、評價，繼續堅持精英教育模式，圍繞升學組織教育教學，應試教育就會繼續“發揚光大”，所謂的減負措施，就只剩下象征意義。要構建教育的良好生態，必須推進動真格的改革。其一，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落實學校自主權，依法治教。其二，推進教育評價體系改革，不再以單一的分數評價學生，而要建立多元評價體系，促進學校開展多元教育和個性教育，把學校、老師、學生和家長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