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戶籍的孩子教育發展戰略

   中國將在“十四五”期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GDP水平這一意義上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8月24日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并不是說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了，矛盾就少了，反而有可能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了，會帶來新的矛盾。在新發展階段，人口紅利在數量上已經消失，而人口的教育水平有待大幅度提高，這兩者就是當下最為值得關注的焦點。

   根據人口學家的預測，中國的人口總量幾年之后會在14億略多一點的水平上達到峰值，然后進入負增長時期。多年以來，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并處于低位水平，中國的20至24歲人口早在2010年前后就已經開始收縮。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也大約在2010年前后出現了拐點式的下降。與此同時，隨著健康水平的改善，65歲以上的老年群體迅速增長。

    面對這樣的現實，國家已經出臺政策，逐步推遲退休年齡，以此緩解人口老齡化對于經濟增長和養老金支付帶來的壓力。另外一個舉措是放松對于生育的管制。遺憾的是，放松生育管制并沒有對出生率起到明顯的作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出生人口曾經小幅度攀升，然后重新出現連續幾年的下滑。當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至1.6，已經低于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

    面對人口的老齡化，另一個更為行之有效的應對策略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這又有賴于城市化和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

    先來說城市化。越來越多農村勞動力進城工作是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所驅動的，不以任何人的偏好為轉移。農村地區的產業結構更多依賴于農業旅游和自然資源，這幾個產業的經濟總量分別受到土地、游客接待力和自然資源本身的局限，總量增長的空間不大。而城市地區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則在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兩者的作用下持續增長。農村地區即使也有少量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相比城市地區也缺乏規模經濟。因此，現代經濟的主戰場是城市，能夠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也是城市。而在城市之間，大城市及其周邊的都市圈又比小城市擁有更強大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空間。上述道理使得全球范圍內出現城市化率逐漸提高，并且人口逐漸向大城市周圍集中的普遍現象。

    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中，農業所占的比重已經低于8%。制造業和服務業主要集中在城市，其中服務業更是大量集中在城市。因此，給定勞動力數量的總量，人口向城市部門的遷移，可以既在個體層面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又在宏觀上為制造業和服務業提供更多勞動力。如此這般城市化的進程，可以使得勞動力的配置效率得到極大的提高，產生“做大蛋糕”的作用。

    與此同時，如果能夠通過教育來提高勞動力的質量，那么就可以使得人口的數量紅利轉化為質量紅利。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教育水平仍然有明顯的差距。2018年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六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2.89年，而中國的平均水平是9.13年，相差將近四年。另一個數據表明，在25歲至64歲人口中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上的比例，OECD國家達到75%。而中國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這個指標在中國僅僅大約25%。

    我在參加習總書記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時提出，建議國家通過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市化，同時盡快實施12年義務教育，就是基于上述對中國新發展階段所面臨的矛盾的認識，希望能夠獲得全社會的共識。如果12年義務教育真的很快到來的話，那么，重點就是要提高農村戶籍的孩子的教育水平，因為大多數城市戶籍的孩子事實上已經獲得12年教育了。那么，順理成章的是，在城市化和提高教育兩者的焦點位置，就是農村戶籍的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

    前文已經說過，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可逆轉。如果勞動力在城鄉間和城市之間流動起來了，那么他們的孩子呢？理想的狀態是孩子和父母一起進城。一方面能保證家庭團聚，另一方面，在城市工作的父母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同時，城市也獲得充足的勞動力。如果給農村孩子在父母所在城市接受教育設置障礙，那么，結果之一就是父母進城，孩子留守，造成家庭分離，這就是多達6000多萬至少父母一方不在身邊的留守兒童現象的成因。另一個可能的結果是，部分農村勞動力選擇不進城，結果是他們的收入難以提高，而城市勞動力短缺，城市化受阻。當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大幅度低于同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體制上的原因就與城市地區的教育未充分覆蓋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有關。

   解決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應是個國家戰略，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持續推進孩子與父母進城，并接受教育。孩子進城接受教育意義尤其重大。一方面，教育質量與學校的投入有關，而學校的投入又是有規模經濟的，這就決定了城市里的教育質量比農村地區更好。農村地區的教育當然也需要投入，但是這只能是出于公平性的考慮，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教育質量低于城市的現實。這一點孩子家長都知道，雖然國家已經早就在農村地區推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今天在農村地區生活的父母都在盡力把孩子送到縣城里的學校去讀書。

    另一個容易被人們忽視的問題是，孩子進城讀書，學到的不僅僅是學校里的知識，同時也在學習如何在城里生活。我和廣東金融學院副教授魏東霞兩人最近的研究發現，農村居民進城越早，越有可能在當下獲得更高的收入，并且有更高的概率進入到生產性服務業進行工作，還有更高的概率自主創業成為企業家。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進城即學習”。未來的中國服務業的比重一定會越來越高，而服務業對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農村地區的孩子盡早進城，就能更好地融入城市。反過來說，如果因為制度的原因，使得農村地區的孩子不能早進城的話，越往后拖，他們的損失越大，而個體的損失加在一起就是整個國家的損失。

    不能再以教育資源有限來拒絕農村孩子進城接受教育。教育資源是可以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通過加大投資來增加的。政府的公共財政不能只是短視地把錢用在硬件的投資上，而是要把錢花在長期的人力資本投資上，獲取長遠的回報。即使地方政府的資源有限，中央政府也應該給予人口流入地更大的財政支持，用于發展教育。我在不久前參加習總書記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還提出要通過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力量共同努力，加大教育投資。特別是鼓勵民間資金進入教育行業，來緩解政府擁有的公共資源有限的問題。

    近些年來，我和我的同行們不斷地呼吁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市化，讓那些自愿進城就業和居住的人能夠順暢地實現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時，我們也呼吁政策制定者盡快從多個角度努力，讓留守兒童能夠進城，讓流動兒童能夠獲得更好的教育。把改善農村戶籍的孩子教育視為國家戰略，在任何意義上都不為過。